孔丘 孔丘(前551-前479),又称孔子,字仲尼,春秋末期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儒家学派的创始者。

孔丘的先世为宋国贵族,后在鲁国陬邑(今山东曲阜)定居。他3岁丧父,少“贫且贱”,年轻时当过会计和管理畜牧的小吏,年50,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,摄行相事,不久去职。由于他是贵族后代，从小接触与学习了许多古代文化典籍,积累了广博的知识,所以去职后,聚徒讲学,相传有弟子3000,身通六艺者 72 人。后来又带领学生周游列国,前后达 13年。晚年归鲁,致力于教育,整理《诗》《书》等古代文献,终年不倦。他的主要言行由门徒记录成册，编成《论语》，计 20 篇。他自己曾删改修订鲁国史官所编的《春秋》,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。

作为一个政治家，孔丘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，认为治国之道,在于安民。民贫则怨,民富则安。因此,要保持安定必须富民。只有先使民富,才能对民施以教化。针对当时百姓不堪繁重的徭役之苦,他提请统治者注意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，不要滥用民力,应“使民以时”;同时还要实行薄赋敛收的政策,不要课以重税。他认为,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;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”,就是说,百姓富足了,你怎么会不富呢?反过来,如果百姓不富足,你又怎么会富足呢?

在治国安邦方面,孔丘提出了“德治”、“仁政”的政治主张,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。他说:“为政以德,比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,还说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”,极力主张从道德这个根本抓起。认为只有这样,才能使百姓服从政令,遵守法律,格除坏事,孔丘还特别强调“仁政”，认为“仁”即“爱人”,指出“唯仁者能好人,能恶人”,提出“仁”要以“孝悌”为本,“仁”的执行要以“礼”为规范。所谓“礼”,就是“正名”。孔丘十分重视政治生活中的名分等级关系，认为这是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因素。他说: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”，“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,言之必可行也”。

孔丘还把礼、义、信等作为治国经世之道。他指出“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”,认为如果真能这样,那四面八方的老百姓自然会携儿带女来投奔你了。

在经济生活方面，他同样主张求富求利必须合乎礼、义。孔丘认为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”,但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所以善治国者,必须先义后利,重义轻利,“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”针对当时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,孔丘提出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,要求统治阶级内部严格按照等级地位分配土地和臣民,不要得其不当,以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。对社会各阶级、阶层的财富占有和使用,他主张要有个标准,从而使“贫而无怨”“富而无骄”。

为维护统治者的良好形象，孔丘常常强调为政应当忠诚,认为取信于民乃立国之本,说“民无信不立”,意思是,失去了人民的信任,国家就站不住了。他认为当政者应当勤勉,做到“居之无倦,行之以忠”,还要起表率作用，“子欲善而民善矣”,这样就能感化民众。

作为一个教育家，孔丘一生强调知识需要积累,要求学生“学而时习之”,提倡“不知为不知”的求实态度。

孔丘所处的时代,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,他的治国的思想,实际是代表统治者阶级利益的。他的一些主张,虽然当时未引起当政者的注意,但是通过后来许多儒家学者的继承、发展和改造,使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,影响极大,孔丘本人也被封建统治者推尊为“至圣先师”。